第一章 (1)(2 / 2)

“你们监控器，里面我不懂，但是我猜，至少不同监控的视角要看好多地方是吧？没可能所有镜头都正好对住激光灯的方向，对不对？那我问你，激光怎么可能射到传感器呢？不用想啦，没理由的，都不用想……”

浩南皱成“川”字的眉心瞬间放松，嘴缓缓吐出一个“是哦”。

他的说法确实没错，激光的轨迹再怎么变化，也都是从舞台方向发射出来的，而这么多监控的摄像头不可能全部指着舞台的方向。这么简单的道理，竟然没有早些想到。罗门在提出舞台激光这个假设的时候，明明已经隐约感觉到了哪里不对，绕这么大一圈，才被灯光师点醒，浩南一拍脑袋，感到是自己糊涂了。

可是如果不是激光，那么多监控，又是怎么被破坏的？

“每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能重拾彼此的欣赏。我们拥抱舞蹈歌唱中度过动人美丽时光……”[5]

欢呼过后，舞台短暂地安静下来，一首歌结束了。

浩南望向下面黑压压一片不停攒动的脑袋凝神，把眉间的“川”字又挤了出来。

几棵笔直的水杉下，有人在折叠地垫，把没卖完的小玩意收拾进背包，准备离去。也有两三个摊主或站或坐，举着清冷的led照明灯，仍在继续少有人问津的生意。

这些摆摊的并不是街边卖十元五双袜子或者手机壳膜的小摊小贩，而是音乐节主办方以“文艺集市”为名请来的创意店主。他们卖头饰丝巾、手工艺品、绝版cd、自印诗集等等一些契合音乐节主题的小东西，挺受年轻人的喜爱。

玩乐队的同事罗门离开茶社前，张伟向他了解了音乐节大致的演出流程。每天一般下午两点左右观众开始验票进场，按照名气大小，共有十支乐队轮番上台。

当时杜然还顺嘴问了他的乐队是第几个表演的，罗门回答说是第二个。

“我们三四点就演完了，天都还没黑呢。”

“哇，排这么前！你现在乐队玩得挺出名啊！”杜然很是吃惊。

结果罗门有些尴尬地向杜然解释，一般音乐节，名气越大的乐队，表演时间都是越靠后的。“最后的乐队”一般是最具知名度的，慕名而来的粉丝和观众人数也最多。而越早表演，越带有暖场性质，更多的是一些像他们这样名不见经传的本土小乐队。没什么粉丝，观众常常少得可怜。

“白天太晒，灯光、舞台这些都做不出太好的效果，没什么氛围，观众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舞台这边。”

罗门说，为了弥补大牌上场之前这些小乐队演出可能吸引力不足的问题，音乐节的主办方通常还会在场地内设置一些其他的项目供观众消遣游玩。聚集在杉树下小片草地上的“文艺集市”正是星城音乐节的特色项目，效果挺好。

下午，对暖场乐队没感觉的观众会喜欢来这边逛逛，挑选一些各自想买的文艺商品。从5点开始，随着名气越来越大的表演者登场，人数的天平会慢慢向着舞台那边倾斜。直到7点过后，天色慢慢暗下，重量级乐队陆续露面，观众们会为了抢占更靠近偶像的位置，向着灿烂夺目的舞台涌去，市集这边才开始冷清下来。

“美女，是要收摊了吗？”

杜然看见一个拿着画笔和调色盘的女孩，扯了扯张伟的polo衫衣角，开始和她搭话。

“没有啊，你们要画吗？”

张伟低头才发现杜然的拉扯在暗示他什么，这女孩的亚麻色围裙上，是一大片暗红色的污渍。

“你是画……那种肖像油画的吗？你的画布呢？什么都没有怎么画呀？”

女孩子看他们一本正经绷着的脸，察觉到了什么。

她问：“你们不是来音乐节玩的吧？”

“我们是警察，在进行一些安保方面的排查，请你积极配合。”杜然直截了当。

“哦，好。我是来画油彩的，不卖肖像画。”

“画油彩？”

女孩把画笔倒过来，指着自己脸上的爱心给他们看：“就是在脸上、胳膊上、手背上画些红红绿绿五颜六色的啊，你们没看到别人有吗？下午我给好多人都画过了。”

“你专门做这个？这种叫什么？人体彩绘？”

女孩扑哧一笑：“不是啊，我本来是个文身师，太平街那边巷子里开文身店的。前两年这边的活动策划找到我，拿其他音乐节的照片给我看，问我会不会画这种很多音乐节都有的脸部油彩。我觉得简单，就来画咯。他们看我画得不错，这两年都找了我来画的。”

“可以看看你的围裙吗？”

“哦，可以呀。”女孩俯身看了下自己的围裙，“你们不会以为这是血吧？这是颜料啦。”

张伟没作声，上前稍微看了一下，确实是颜料，凝固的深红色的颜料。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女孩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警惕起来。

“你这是怎么弄的？”杜然不回答她的问题，只是追问。

“下午帮一对父女画，小女孩太调皮了坐不住，乱动手脚打翻了我的调色盘，弄了一身。”

“我看你这边怎么好像都是红颜料？”

“很多人都喜欢画红的啊，我红颜料就用得多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红色呢？”

“那我不清楚……色彩心理学吧。这种年轻人出来玩的热闹聚会，就喜欢激情奔放一点的颜色呗。”

“这么说来，刚刚确实看到有人脸上画了一些东西，星星月亮之类的，也有很抽象的，涂鸦的那种，是吧？”张伟问。

“是的，也有人就让我随便涂的，说越乱七八糟越好。我每次问他们会不会太夸张，他们都说越乱才越摇滚。”女孩说。

张伟撇撇嘴，好像觉得这种想法挺肤浅。

“有没有人找你画过那种——”杜然轻轻把五指张开，想把自己的问题比画得更具体一些，“泼溅效果的红色油彩？”

张伟自然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也知道他这么问的原因，但女孩也不是傻瓜。杜然越问越多，她就越紧张，慢吞吞地吐出一句：“好像没有。”

“这里还有别人画油彩吗？”

“应该没有。”女孩又忍不住急急地问了一遍，“警察叔叔，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呀？”

“你别吓着人家了……”张伟把杜然拉到一边。

他试图安抚女孩的情绪，告诉她也没什么大事，又搬出他那套惯用的话术，“保密的义务”啦、“案情的需要”啦、“警民配合对社会治安的必要性”啦，让女孩答应下来不去和别人声张刚才的谈话，并且相互留了联系方式。

“感谢你的积极配合！如果有必要会再联系你。多提醒一句，这种场所人多事杂，女孩子千万注意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遇到什么情况，随时联系。也别太担心、太紧张啊，没事的，有我们在呢。”

张伟虽然大龄未婚，但挺讨女孩子喜欢，杜然每次问他诀窍，他都说没有诀窍。在女孩的目光中，两人晃荡的身影慢慢走远。

“你刚才那么问，是不是在想着，凶手根本没有刻意掩藏自己身上的血渍和血衣？假如他是画了那种与血色相近的油彩进茶社，佯装上厕所然后上楼杀人，没准别人会把作案之后的血迹当油彩的一部分？”

“伟哥你懂我。我确实在想，有没有可能我们之前太紧绷，走到了误区？”

“什么误区？”

“一直认为这么多人在场，凶手一定会特别仔细地处理身上的血衣和血渍后才敢出来，但很可能恰好相反，正是因为人多，谁也不会特别在意谁。”他拿手指在自己脸上比画，“如果凶手提前做了这种伪装，本来就是打算蒙混过关呢？”

“可是那个油彩啊……能做到几分逼真先不说，即便是可以很好地掩盖作案后的血迹，应该也没人会这样搞吧？弄那样的油彩在身上，越逼真就越跟杀了人似的，作案之前就很招摇啊，回头率绝对高，不可能不被注意到。我刚才就想说，你这个想法不太成立。”

“我刚才那么问她，只是一个随便冒出来的灵感。我现在不是想和你讨论油彩本身，而是想到‘油彩都能简单伪装’之后打开的思路。我们真的不要把血衣的问题想得太复杂、太精密了，自己钻进牛角尖里去。”

“啧，看来骂你一下还是有效果嘛，开始有灵感了？”张伟笑了笑，拍了拍杜然肩膀。

“别闹咯，说正经的。我们办了这么多案子，遇到过几次真正的高智商犯罪？那些都是小说和电视剧里面骗人的。杀人犯嘛，本身就是亡命之徒了，他们有几个不是看运气的？运气好，碰巧没被人发现，万事大吉。运气不好，被人发现就逃，逃得掉是本事，逃不掉烂命一条，你说是不？我讲个最简单的办法，没准杀手就是穿了件长袖的外套，杀人的时候先把外套脱了，杀完再穿上，盖住了血衣和身上的血渍，然后逃走了。现场这么多人，谁会盯着个陌生人看那么仔细？”

“这么热的秋老虎天，凶手穿长袖外套来看演出，很奇怪吧？”

张伟提问时开始带着浅浅的笑意，他感觉工作正在回到正轨。两人通常的合作也是这样子，师弟杜然负责解决问题的主要思路，自己则擅长质疑和补充。

杜然伸出手指给他看：“那些环卫工人，不都穿着长袖的工作服吗？”

“那衣服也很薄啊，我感觉血迹会渗出来的。”

“渗出来不要紧，深色的衣服就看不出来了。”

“哪里有人穿深色的长袖衣服？”张伟眯起眼睛四下顾望。

“你瞎呀？那些搞安保的、来给治安管理大队值班的兄弟，还有我们刘队啊，不都穿着深色的制服？”

张伟看着杜然的脸，他的表情不像是调侃。

“这种话，可别瞎说……”嘴上这样说，他也抱着胳膊思索了起来，“不过这样的话，凶手是不是应该在包厢里面换好了衣服，再出来的？”

“那肯定啊，毕竟出了门，楼梯过道上就是厕所，不在包厢里换，很容易被人看到的。”

“那进门之前呢？我们刚进现场的时候，我隐隐约约觉得有个事情被忽略了，”张伟挠了挠小臂，看着杜然的脸，“刚刚你一说换衣服，我灵光一闪，想到了那个包厢。”

“包厢怎么了？”

“你说……”张伟的语气有些迟疑，“那个黎总被害之前，一个人在包厢里面喝茶，这时候突然进来了个人，把他从身后捂住嘴，一刀割喉了，是吧？”

“法医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

“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这回轮到杜然挠脑袋了。

“开门肯定有响动的，一个陌生人进来靠近他，你说他不喊叫也不躲避和挣扎？还背对着人家被杀了，不太可能吧？”

“我懂你的意思了！”杜然惊呼，“林队一开始从手法专业与否上面判断现场，觉得一定是惯犯或者职业杀手干的。但其实还不只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哦，如果他当时是正常清醒的状态，包厢现场都不可能是那么平静的！”

“没错，且不说目前法医没发现致昏迷药物的迹象或创伤，如果被害人当时已经不省人事了，杀手也没必要像法医说的，那么用力地捂住他的嘴。”

“伟哥，你讲的有道理。那个黎总当时在包厢里，凶犯进门，他应该就能发现。既然他发现了凶犯，凶犯就很难从他背后一刀割喉，还没有争斗的痕迹。那个死法，应该是黎总知道凶手进了包厢，但又对他没有提防？你是想说……”杜然挑明了张伟的结论，“他俩应该是熟人？”

舞台两侧的led大屏幕上，镜头对准了一位在撩垂发的女孩。

她的脸已经被汗水浸湿，显出兴奋的红晕，是那种具备电影镜头感的漂亮。发现自己被摄像师拍到了，她赶忙害羞地抬起胳膊捂住嘴笑起来，更动人了。

“等等，我问一下！”浩南抓住正要转身的灯光师。

他指着一直悬在空中，不时转动的大摇臂摄影机黑影：“这个舞台大屏幕上的画面是直播的吧？用那两台摄影机拍的？”

灯光师摸了摸自己被抓皱的西服，说当然是的。

“也是你控制？”

灯光师指着徒弟身边操作另一处工作台上电脑的人，说led屏幕上的画面是由他来决定的。

“你这些直播的视频，储存了吗？”浩南冲他喊了一句。

“我没有，别找我。”vj[6]盯着软件界面的脸，冷漠得像和谁吵架赌气一样，眼睛和手都在忙碌着，全神贯注。

“直播只一条信号线给到这边，”好在灯光师有耐心，替他解答了问题，“vj用的时候切一下。但是指导摄影师拍摄的导播啊这些，又是其他人做。有没有储存，你去问他们啦。有时主办方想以后剪出些演出视频，就会储存。你头先问完激光，又问这些做什么？”

浩南很急，问他导播在哪里。

灯光师说这次主办方请的是湖南电视台的专业团队，应该在后台那边，有一辆白色的导播车。

浩南谢过灯光师转身而去，穿过拥挤的人群，再次回到后台附近，那辆导播车外。

他气喘吁吁、浑身是汗，撑着膝盖喘了几口气，拉着扶手登进车厢。里面三人一齐转过头来，看着他起伏剧烈的胸腔。

“打扰了，我公安局的！想问一下，你们外面那两个动来动去的摄像机拍摄的视频，有没有储存？”

“别吓人好吧，都忙着呢！”戴着大耳机、挂着工作证的胖子有些娘娘腔，翻了个白眼，继续转身去工作。

“二号机，绕过去，绕过去！拉近了给鼓手一个特写，然后依次是贝斯、键盘和吉他，最后给主唱！他要唱了！动起来！快！快！快！”另一个胖子拿着对讲机大吼道，“你是猪吗？‘动起来’听不明白？都开始唱了你还在拍你妈的鼓手啊！”

另外一人是个看上去年轻很多的女孩子，她拧开矿泉水递给那个骂人的胖子，看起来像个实习生。

她小心翼翼地说，要不还是等他们工作完了再来问吧，这会儿确实挺忙的。

浩南说不行，很急，视频有存储的话，他现在就要看。

“那就没有存！”浩南越急，坐着的胖子就越不耐烦。

“你们他妈的是要逗霸不咯[7]！”

浩南怒从中来，大吼了一声，刚刚还在骂人的胖子突然安静下来，吞了吞口水。

又是这样的结果，难免让人感到沮丧。

浩南最近一直在训练自己克制情绪，用更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干这一行，每到关键时刻，温和的方式都效率低下、于事无补。同事们都喜欢戏谑着称赞他工作起来“霸气”，但他从没和别人提起过，自己更羡慕罗门那种谦和的性格。

“您到底要看什么？”给浩南开机后，实习生小姑娘站得远，有点怕他。

浩南一直按着快进，清了清嗓问实习生小姑娘，昨天下午6点左右开始，有没有拍观众的摄像机拍到过沙滩公园西边一点的监控器。

小姑娘有些羞怯地问他说的西边是哪一边。

“正对舞台观众的左边，一直往南的方向。那边好像有些摆摊的，然后有个茶室。有拍到路边监控器白色柱子的，都可以。”

实习生女孩说她来找找看，然后动动鼠标，关掉浩南打开的名为“2014082317＿03.mp4”的视频文件，打开“2014082318＿02.mp4”，拖动了几下时间轴，问他是不是这个。

只见一个穿着黑色汗衫、摇动着伟人头像下写有“摇滚湘军”红色旗帜的文身男，正站在离舞台最近的那处监控器旁边三米左右的地方，狂喊“牛逼”，为台上的乐队声援打气。舞台摄像机在他身边停留了几秒，因为一直在运动，监控器在画面中有些模糊，但至少可以肯定，这时候监控器四周白色的led补光灯还亮着，浩南看在眼里。

他问还有别的没有。

实习生女孩又拖了几下时间轴，无非就是一些音乐节观众的表情特写，偶尔扫到了几处有摄像头的，但看不出什么特别的。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实习生女孩小声呢喃了一句，点开文件夹里的“2014082317＿02.mp4”，迅速地拖了几下时间轴。

画面中白色的监控器柱子，还是刚才第一次看见的那根，但柱子底下站着的人，却显得和音乐节格格不入。那是一位穿着职业西装、梳着偏分头的中年男人。他伸直了手臂，露出白色的衬衣衣袖，举着一个灰色的大喇叭，尽可能地用喇叭贴近监控器，像是在为监控器“播放”着什么。而监控器镜头周围的led补光灯，在忽明忽暗地闪烁了几下之后，竟然熄灭了。

这一幕简直像魔法，浩南不敢相信，露出惊愕的表情。画面里的中年男人忽然意识到自己被拍到了，也一脸惊愕，然后尴尬地笑起来，朝着这边挥了挥手。

“特搞笑，这个人穿着西装，举着个大喇叭给监控器听，不知道他在干吗……摄影师可能觉得他在搞行为艺术吧，就让他‘上墙’了。我还想着提醒高老师之后剪进现场回顾片里呢，你不说我差点忘了。”

很显然，这不是什么行为艺术，但这喇叭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可以破坏监控器？浩南一头雾水。

“你们这些视频我现在要征用了，昨天和今天，所有机位的全部文件都要，等之后办完事情再还给你们。”

他一边吩咐现场电视台导播车里的三人，一边拨通了林立莲的电话。

“林队，是我。破坏监控器的关键线索找到了，看上去不是激光，是一种别的什么工具吧，像是那种小摊小贩用的扩音器。

“对，我也不知道什么原理，也许是超声波之类的？对，是个男的，个子不高，穿灰色西装……人是从舞台这边的摄像机里找到的。

“等下市局那边，视频侦查大队会来人吗？我现在要了电视台的视频存档，监控没有了，他们拍了挺多的，虽然集中在舞台这一边，但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其他有价值的影像……这个人的身份识别也得辛苦视侦他们了。

“对，我感觉和咱们的案子关联性很强……”

他用肩膀夹着手机，下意识地继续播放舞台摄像机拍到的画面，突然，一阵电流从键盘和手指间流过，让他全身的汗毛直竖。这男人的长相当然谈不上多面熟，但好像实在又没有那么陌生，仔细看看他灰色西装肩部有些过于紧凑的剪裁，血渍晕染的画面便开始在脑海中慢慢浮现。

“林队！等等，我知道他是谁了！他应该就是死——”浩南吞了吞口水，幸好没有鲁莽，换成名字说出口，“黎万钟啊。”

“欸！我昨天看到过这个人咧，也认得他那个喇叭，”刚才还在大声骂人的胖子冷不丁出现在浩南身后，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昨天下午我在车外抽烟，正好看到他拿着那个喇叭，从后台走出来噻！”

黄土路上扬起飞尘，小孩听见车轮和发动机“呜呜”的噪声，眼睛一直盯着那边。

赵定尧的一身橄榄绿公安制服上蒙了灰。他把龙头一摆，停好边三轮[8]，拍拍袖子，又将公安帽上金黄颜色的丝编装饰带掸了几下。乔先贵也正了正帽檐，把黑色大皮包挎上肩，从边三轮的车斗里踏出来。

“让一让，让一让。”两人推开看热闹的群众，走进停弦渡镇覆船村，这户出了事情的土砖屋。

一股类似大蒜混合着樟脑的味道还隐约残存在现场。乔先贵嗅了嗅，小声和赵定尧讲，这应该是发生了某种有机磷农药中毒。

停弦渡派出所的公安人员穿着解放鞋，边走边问县里的同志好，递来凶器给他们看。讲是这户家里的女人先拿洗衣的棒槌敲死了男人，又把农药掺在中药里喝，自杀了。

“谁叫你乱动现场的？谁准你擅自拿动凶器的？”乔先贵看他讲得起劲，气不打一处来，“你们停弦渡派出所懂不懂规矩？这么明显的凶案，你什么职务搞不清楚？自以为是，添麻烦！”

停弦渡派出所所长见自己的人挨了批评，马上过来打圆场，称这个民警刚来不久，业务不熟。

赵定尧让他们介绍一下大致情况。乔先贵打开腰间的黑色大皮包，找出一双白手套戴上，接过派出所民警手上的棒槌，放在堂屋老旧的八仙桌上，又从包里拿出一台海鸥牌照相机，检查胶卷，拍了几张照，再走回堂屋，掀开盖在两具尸体上的白布，开始拍照。

根据停弦渡派出所所长的讲述，现场男性死者名叫周友吉，1959年出生，现年33岁。女性死者名叫田桂芳，1961年出生，现年31岁。两人是夫妻关系，家里没田，男人年轻的时候拜了个师父学打铜镲和吹唢呐，主要靠红白喜事时帮人搞演奏过日子，挣不了几个钱。家里还有一条小船，男人生意不好的时候就去澧水河里搞点鱼卖。

赵定尧问夫妻关系怎么样。所长称关系不好，男人喝酒、赌博又打女人，经常吵。

可是他为什么打女人？所长告知赵定尧，有人传他女人在修梅镇不知哪里有个相好，周友吉肯定也知道了，面子挂不住。到底是不是有相好，也没人真见过，但周友吉下手重很多人都知道，喝醉了喜欢拿起板凳到处砸，女人孩子都砸，经常砸得鼻青脸肿的，邻居们看得怕，村长还来调解过几次，不起作用。

站在旁边的民警撇着嘴咕哝了一句：“怕是让县城来的同志看笑话了。夫妻关系不好，过不下去了寻短见，在农村不少见的，没有你们城里人想的那么复杂。”

“你不守规矩乱动现场，讲你几句让你长点记性，你还有脾气了？”乔先贵放下相机，转过头来瞪了他一眼，“不复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既然这女人先拿棒槌打死了自己丈夫再喝农药，为什么不直接喝？莫非兑在中药里一起喝味道好些？为什么桌上有两只药碗？为什么女人昨天才死，男人却是前天死的？”

“他们不是同一天死的？”刚才咕哝的民警有些吃惊，“你怎么看出来的啊？”

“要我教你？看尸体的变化，肌肉软硬、皮肤温度、死人斑、眼球清亮程度，这些都是经验和学问。”乔先贵反问，“你刚才说那种话笑话我，比谁光荣是吧？莫非谁还不是从农村出来的？”

“他现在在县城公安局上班，但是之前也在乡镇派出所。不是说觉得你年轻或者职务低对你有意见。你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经验和学问来处理现场，就应该先规规矩矩做好本职工作，多看、多学、少动、少表现。等你真正能做事了，把事做对做好，谁会讲你？”赵定尧替乔先贵解释后，年轻的民警羞愧起来，不再说话。

赵定尧继续向派出所所长提问：“刚刚说他们有孩子？那孩子呢？”

所长说孩子不见了。村里人最后见到他是大前天傍晚，在澧水河堤上走，后来就再也没见过。村里人怀疑是不是因为孩子不见了，两人才闹这么大矛盾没收住手。

赵定尧问孩子叫什么名字，又问他们家还有没有老人，或者别的什么亲戚。所长说这些得问村主任，赵定尧便让他把村主任叫来，所长指着站在土屋后门跟前一个穿中山装、不停咳嗽的小老头。

“孩子叫周启森，78年出生的，今年14岁。这个孩子小时候挺乖的，学习成绩好，但是家里穷，去年小学读完，就没读书了。吵着想读书，父母关系又不好，他爸爸就打。打多了呢，性格也变了，话不多了，喜欢躲人。村南边的刘玉湘最后看到他从西边回家，是三天以前，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

“西边……是停弦渡镇上那边？”乔先贵插了一句。

村主任点头称是，咳嗽了几声，说完了小孩，说其他的家人。

“1980年，澧水河涨大水，你晓得吧？”

赵定尧说当然晓得，十多年前的事了。

“他们周家老屋，原来在彭家河那边。周友吉的父亲周显春，49年以前是个读书人，懂点墨水，是生产队的会计，家里条件还可以，田家的女人才愿意嫁过来。但是呢，刚结婚没两年，80年的时候澧水河发大水，周友吉的爹娘都给冲走了，屋也冲得稀烂，他们才搬过来我们覆船村这边。”

“也算是家道中落……”

赵定尧感叹了一句，村主任继续说，周友吉还有个兄弟周友利，比他小两岁。

“之前在彭家河村是住一起的，水灾之后，两兄弟卖了老屋，都搬了家。那时候周友利还没结婚，去了津市发展，后来找一个津市女人成了家做生意，条件还不错。周友吉有点忌妒，两兄弟相互看不上，平时也没有太多来往。”

“那田桂芳的娘家呢？走动多吗？”乔先贵问。

“唉……”村主任摆摆手，“人穷了，狗都嫌。听说她有个哥哥开爬爬车[9]的，拉沙裸石赚钱，条件好，妹妹又嫁了个常德佬，爹娘都喜欢得不得了。他们家没钱，团年都不叫的，根本没什么走动。”

“那是谁最先发现出了事的？”乔先贵把尸体的裹布重新盖上，一边向屋内那间昏暗的小房间门口走，一边问。

村主任说是和周友吉一起搞事的方鼓匠，住覆船村六组。赵定尧问他人现在在哪里，村主任朝屋外大喊了声“方鼓匠”，一个黑瘦的汉子便站在了人群最前面。

“我今天上午来找他，本来是修梅镇那边，有个70多岁的老头子去世了，我接了活要组班子，还缺个打镲的，就来请他。”

当时，方鼓匠先敲了几下门，喊了几声周友吉，屋里没人应。

他本来想走，又觉得不应该。大上午的，能到哪里去？周友吉不在，嫂子应该也在的。他又走到糊着宣纸的窗户边喊了两声，还是没人答应，于是他掰了一下窗户的木框，没锁能掰动，索性将整扇窗户都打开。透过木窗栏，看见嫂子瘫在地上，皮肤发白，心想坏事了，赶紧去撞门。一个人撞不开，他走了几步去叫了两个住附近的男人，撞开门，便见那倒在地上、满头血污的周友吉。

三人看到周友吉身边的棒槌，进了房间，又看到中药碗和扔在地上的农药瓶，就猜到大概是个什么情况了。

“农药瓶你们动过吗？”乔先贵一边俯下身子，用手中的海鸥相机给小房间门口的农药瓶拍照，一边问。

方鼓匠说没有，不敢动。

乔先贵又看向派出所的年轻民警，他也摇头，说农药瓶没动，只拿了棒槌看血迹。

“这中药煎了本来是谁喝的你知不知道？”乔先贵接着问。

“这个我知道，两口子都喝。他们住河边，都有风湿病，关节腰腿疼。去年我师父帮他找人求了一副土方子，他们抓了药试，说效果非常好，一直都在喝。”方鼓匠回答。

派出所民警小声自语：“哦……难怪有两只药碗。”

乔先贵点点头，把相机收进包中，又摸出银色手电筒和黑框放大镜，走到那药壶边照着亮光瞧了几眼，又低头凑近鼻尖，嗅了嗅。

赵定尧见他不说话了，又继续问村主任，这对夫妇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闹过矛盾，或者有没有看见什么特别的人来找过他们。乔先贵喜欢钻进现场找物证，他更习惯从人际关系中问出点东西来。

村主任摇摇头，表示没听说。派出所所长倒是讲，刚才已经找外面那些村民问过话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