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 / 2)

我睁开眼睛，花了一段时间，才想起自己身在何处。

我眼前的女人，她睡着了。我想了半晌，原来我也睡着了。这样很好，我不用那么紧张、提心吊胆。第几天了呢，说也奇怪，在这里，时间仿佛是静止的。静止到我开始感受到内心的宁静。我好多年没有这种情绪了。这几年我都在想同一件事：人用前半生来写这一生的剧本，后半生用那剧本排戏。我们再怎么不满意，都甩不掉这写好的剧本。

刚刚我做了一个梦。

哥哥骑自行车载我，在我们家附近的一块空地。风拂在脸上很清凉，我的头靠在哥哥的背上。哥哥的背都是汗水跟热气，我的脸被弄得黏黏的，一点也不觉得恶心，哥哥的汗水闻起来几乎跟洗澡的水没什么两样。过了不晓得多久，哥哥停下来，看了看天空，说，该回家了，妈妈在等我们了。我本来快睡着了，一听到这句话，着急地哭了起来，我搥着哥哥的背，吵闹着，说我不要回家，为什么不能继续待在外面呢？哥哥叹了口气，一副拿我没辙的模样。我哭得更认真了，哥哥伸手戳我的肩膀，说，你不要哭了啦，气喘又发作了怎么办。好啦，我答应你，我们再骑一下下，就一下下喔，你等一下不能再耍赖。说话要算话。哥哥卖命地踩起了踏板，风穿过我的脖颈跟发梢。我以手背抹掉鼻涕跟眼泪，伸出手，抱紧哥哥。

没有比哥哥更重要的人了。即使结了婚，我还是这样相信着。我的世界以哥哥为中心绕着转。没有了哥哥，我就不晓得要找谁讲话，或者我该说些什么。从小到大，只要哥哥不在我的视线之内，我就会紧张、肚子痛，身上浮起一粒一粒的红色疙瘩。

我没有朋友，只有哥哥。

由于身体虚弱，我从小就很不擅长与同龄的小孩相处。刚开始，身边的人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医生测试了几次才确认是气喘。我一喘起来，母亲想尽办法把我送进医院。她怕我待在家里，一个不小心就窒息了。后来，只要我头晕、流鼻水，母亲也会把我载到医院，说打个点滴也好。我们这里只有一间大医院，父亲跟院长感情很好，院长简直是看着我长大的。医院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很疼我，偶尔会在我掌心里递上一把软糖。我不排斥去医院，认真说，可能还有点喜欢那种被悉心呵护的感觉。话虽如此，住院并不便宜。我跟母亲商量过，不想太依赖医院，得为父亲省钱。母亲冷静地质问我，若你有了三长两短怎么办？不要任性，你留在家里只是增加我的困扰，我不知怎么照顾你。不要担心钱，你爸应付得来。

我不是很清楚父亲的事业，只知道他很忙碌，时常得应酬，迟至十点、十一点才回家，倒在客厅的沙发上，口齿不清地嚷嚷。母亲偶尔会等他，偶尔自己先睡下。我跟哥哥最期待后者的时机。哥哥走进我的房间，在我旁边躺下，提醒我，千万不可以睡着，要撑到父亲回来。为了提神，我们肩并着肩，压低嗓子，讲很多故事。哥哥故事很短，没多久就结束，他推我的肩膀说，换你。我喜欢讲很长的故事，医院的大厅有个书柜，堆放着包罗万象的书籍，甚至有一整套百科全书，很可能是院长的小孩长大后淘汰下来的。我在医院读了人生第一本科幻小说，倪匡的《蓝血人》，也读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我喜欢把不同的故事组合在一起，变成新的故事，属于我的故事。

有几次，我们听到楼下铁门的声响，哥哥不甘愿地坐起身，命令我要记得说到哪里了，下回待续。紧接着，我们蹑手蹑脚地走下楼，经过二楼得特别注意，不可以吵醒母亲，否则前功尽弃。一半以上的概率我们会在一楼沙发上找到醉醺醺的父亲，有时他倒在通往二楼的阶梯，也有几次，父亲清醒地看着电视，这是最差的情形，我们只能沮丧地爬回三楼。

多数时候我们很幸运，父亲昏沉沉地在沙发上扭动，似是想甩掉酒意。哥哥开场，他问，爸，借我五百好吗，我要买一套美术器材，学校规定的。五百是很后来的数字，最早几次，我们只敢问五十、一百。父亲的眼神涣散，对着哥哥绽放傻笑，他说，美术器材？啊，美术器材。父亲从口袋摸出一叠钞票，眯眼睛，企图看清楚，哥哥伸手协助，他抽出一张五百元钞，在父亲耳边提醒，爸，就这张，这张是五百元。父亲从善如流地听从哥哥的建议，把五百给了他。我不喜欢这么复杂，我只要抱着父亲的手臂说，爸比，我想要买礼物。父亲抚过着我的发丝，捏我的脸颊，把那叠钞票放在我的手心，语气和蔼慈祥，你自己拿。

父亲很疼我，很多人说，父亲总是比较疼女儿。我是信的。

这游戏是哥哥发明的。一次晚上，哥哥走进我的房间，说他饿到睡不着，要我陪他去厨房的冰箱拿布丁。我回绝了哥哥，冰箱在一楼，母亲在二楼，若吵醒母亲，后果不堪承受。禁不起哥哥苦苦地求情，我陪着他轻手轻脚下楼，才碰到冰箱把手，就听到钥匙转入锁孔的声响，父亲回来了。父亲摇摇晃晃地走到我们跟前，问，你们怎么在这儿。哥哥急中生智，说他想起有一本讲义还没放进书包。父亲点了点头，从口袋摸出一张五百元，吩咐哥哥，缺什么自己去买。我跟哥哥面面相觑、后知后觉，喝醉的父亲难以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游戏开始。

母亲饱受失眠之苦，难以入睡，极易醒转，她睡不好时，一点小事就能让她发疯。哥哥跟我很早就取得共识，我们有个反复无常的母亲。她仁慈的时候，世上万物都没有她的拥抱与亲吻珍贵；她失控的日子，我们变回孤儿，只能相互取暖，祈祷暴雨似的咒骂快点止歇。

母亲跟自己的家人也处不来。外公过世得早，外婆在南部独居。每一次回外婆家，母亲表现得比父亲更像个外人。我们才坐下来没多久，母亲频频看着时钟，仿佛归心似箭。她会问外婆近况，但那生疏、淡漠的语气，又让人不由得想问，话语背后有多少真诚。我更注意到一次跟母亲合作搀扶外婆，外婆的身子僵硬，头也尽量靠向我，似乎在躲着母亲。这一点也不正常。

母亲跟自己的妹妹尤其处不来。姨是会计，收入不低，对我跟哥哥出手阔绰。每次跟姨碰面，哥哥跟我的目光老是忍不住飘向姨脚边那巨大的纸袋，母亲骂过姨，不要让我们年纪轻轻就习惯奢侈品。姨不以为意地说，习惯奢侈品有什么不好，那是好命的象征。

姨的外貌与母亲极度神似，有一次，我误把姨喊成妈，哥哥嘲笑我，母亲把我的耳朵拧得无比血红。我猜，母亲在嫉妒姨，姨内在跟外在都比母亲更好更温柔。姨常问我问题，问题很短，她鼓励我的答案越长越好，姨那专注、沉默倾听的模样，让我意识到大人也能够敬重孩子。母亲说过不止一次，姨的优雅跟轻声细语，来自她不必亲自照顾孩子。若姨跟母亲交换身份，歇斯底里的人就换成姨了，母亲笃定得仿佛在诅咒，哥哥跟我不敢答腔，沉默是金，我跟哥哥的童年累积出可观的宝藏窟。

母亲偏爱哥哥，是我们家一目了然的事实。她对我很严苛，对哥哥倒是很宽容，她也有一两次很气愤地骂了哥哥，事后又去搂着哥哥，跟他示好，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久而久之，哥哥好像也看得出来，他可以决定母亲的某些表现。在我因为母亲的责骂而痛哭的当下，哥哥会小心地施以拯救，他会说，妹妹再哭下去，气喘会发作吧。这些话形同咒语，母亲停止了对我的苛责，她会拖着脚步走回自己房间，那背影好像受伤的动物想尽办法回到巢穴。这让我十岁左右就许下心愿，有朝一日，要跟哥哥离开这个家，最好跟院长的儿子女儿一样，在远方生活，偶尔回来这座小镇探望父母。

我能够信赖的对象只剩下哥哥。

说到这儿，王叔叔也该出场了。我们家的历史，王叔叔也占据了许多页。王叔叔住台北，是父亲初中时期的朋友，根据父亲说法，王叔叔绝顶聪明，不爱念书，名次却赢了所有人，把很多孜孜矻矻的同学给气得跳脚。王叔叔一从台大毕业，就飞去美国攻读物理，在当地做了几年教授，又为了照顾母亲回到台湾。一年至少有三四次，父亲开车载我们全家去拜访王叔叔。王叔叔教会我“地铁”两个字，他可以信手画出路线图，要我跟哥哥想象，中间那条线一旦通车，联系左右两条线，将彻底改变台北。王叔叔的妻子，晨雅阿姨说王叔叔跟政府一样一厢情愿，跟王叔叔不同，她对于人们搭乘地铁的意愿很是悲观。父亲跟母亲也喜欢讨论这对夫妻，母亲支持晨雅阿姨，她说，地铁再怎么方便，也比不上开车或骑车。父亲说王叔叔才是对的，不为什么，王叔叔没有答错过。哥哥对于这话题一点也不关心，他对于小镇以外的动静都兴致索然。至于我呢，我不相信王叔叔的说法，王叔叔难道没看清，台北够让人叹为观止了吗？就像第一名的学生，很难再得到进步奖吧？

北上访友前一天，母亲会坐在梳妆台前苦恼良久。我听过她和父亲埋怨，晨雅阿姨的品味太好了，她很有压力。母亲的品味不恶，即使如此，跟晨雅阿姨站在一起，她仍输得退无可退。我想起院长曾轻快地祝福我，若认真把书柜里的书给读完，也许能跟他的儿女一样，申请上很好的大学，在城市就业，过着时尚的生活。我抬头望着院长，他是一位身材高大、面容和蔼的老先生。我那时很感动，他如此祝福我，我在脑海中勾勒着我成为晨雅阿姨的一天，浑然不察，那件事即将发生，我从此再也见不到这对台北夫妇。

年纪增长，我日益明白，镇上的人，包括我的父母，都背负着秘密在过活。

院长会打老婆。母亲听邻居说，邻居又是听小学校门口对面帆布店老张的妻子张太太说。一晚，张太太想把娘家寄上来的芒果分一些给院长，感谢院长治好了她的脚痛。天色昏暗，路灯又一如往常要亮不亮。院长的别墅有一个宽敞的院子。张太太把车停好，从大门往内望了一眼，她目睹的景象把她吓得不敢按电铃：一名女子只穿着肤色内衣裤，面对着别墅的门，头低着，罚站似的动也不动。张太太定睛一看，是院长夫人，镇上最优雅、端庄的院长夫人。院长出现了，他的身影与穿着相当好认。他坐在一张板凳上，脸上的表情一团模糊，院长夫人跪了下来，院长从鞋柜后抽出了一根棍子。

这时，张太太逃跑了，她蹑手蹑脚地回到车上，推了一段距离才发动机车。我曾听母亲跟邻居议论，张太太很可能没说出真相，在那处境下，有谁舍得离开？张太太说不定看到什么精彩的画面，怕说出去，被院长找麻烦，才刻意留下一个语焉不详的结局。我倒认为张太太没有保留，换作是我，也不敢看下去的。即使是院长打人，我或许也会觉得是偷窥的自己的错。况且，想到院长夫人衣不蔽体，莫名地有股战栗与不安，从我的腹部深处一寸寸升起。院长夫人的身体小小的，小小的脸，小小的肩膀，比我还纤细的脚踝，以及小小的脚，她令我联想到鸟，骨头细细的，撑不了多少重量。她对人有些冷漠，不像院长一年四季挂着充满朝气的微笑。她偶尔会来医院，看着人潮来去，一脸心不在焉。母亲笑我年纪轻轻不懂事，她说，院长夫人是在看有没有护士勾引她的先生。

院长夫人要买衣服，不是我们以为的请司机载她到市区，而是乘着飞机去日本。母亲一度很着迷院长夫人的针织外套，她想着穿上那件外套去台北给晨雅阿姨看上一眼。她请一位照顾我多年的护士代问，那件在哪里买的。护士带回答案，银座。母亲问父亲，银座在哪里？父亲说，不清楚的事问王叔叔就对了。王叔叔亲切地回答，银座位于日本东京，是“全亚洲最繁华、最漂亮的地方”。哥哥逞强地追问，银座有比台北还要热闹吗？王叔叔愣了一下，放声大笑。直到我们回家，他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明白了，银座跟台北是不能放在一起比的。换句话说，能够去银座买衣服的院长夫人，了解银座的王叔叔，与我们这个小家庭之间，也存在着一条隐形的界线。穿着银座买来的针织外套的院长夫人，有时也只能穿着内衣和内裤被先生教训。这些画面拼装在一块，让我格外不适。不过，母亲跟院长说话，依然非常客气和恭敬。我也继续崇拜着院长，并且相信院长说的话会实现。

我认为，这里的人，哪怕跟院长一样有钱、聪明、备受尊重跟信赖，内心仍怀着神秘期待：离开这里，像院长的儿女在那些光鲜亮丽的大城市生活，才是最完美的成就。我问过哥哥，你有没有偷偷地希望，王叔叔是我们的父亲？相亲相爱的台北人，王叔叔跟晨雅阿姨，竟没有小孩，命运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呢？哥哥敲了敲我的前额，他始终接受我脑中各式各样的幻想，唯独这个念头他非常不谅解。哥哥说，人是不可以否认自己的出身的。这句话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深切的凿痕。

我跟哥哥之间几乎没有秘密，之所以说几乎，表示我对哥哥仍有所保留。

一晚，父亲又喝多了，他双眼紧闭，远远看就像昏了过去。哥哥取消了游戏，他拍拍我的肩膀，我们上楼吧，爸睡死了。我推开哥哥的手，在父亲身边坐下，伸手拉他的手腕，心中是不安的鬼影。我在医院的时间比一般小孩还要长，有些人被送进医院来，也如同父亲这样双眼紧闭，体内尖锐到几乎要把我刺破的直觉告诉我：他们已经死了。父亲还没有散发出那种氛围，我只是过于不安。

父亲倏地睁开眼，露出我从未见过的、充满魅力的笑容，他伸手捧着我的脸，细细地说，小河，你怎么来啦？下一秒，父亲起身，抱紧了我，他灼烫的体温从我的皮肤表面迅速传递到内心，我吓得把父亲推回沙发上，转头望向身后的哥哥，他以眼神询问着，怎么了？说不上为什么，我才要跟哥哥诉说方才的插曲，一眨眼，又不敢说了，父亲的眼神刻画着忧伤，我感到遭受冒犯，转眼又同情起他。

人如何这般矛盾？我跟着哥哥一阶又一阶回到了三楼。独处时，我会轻轻地倒映那个晚上的回忆，小河是谁？我甚至没见过父亲用这种撒娇的口吻跟母亲呢喃。我把这些疑问深埋于心底，缝上了我的嘴唇。

偏偏秘密是这样的，你越是假装它不存在，它越是在你的人生中占据一个优势的地位，你到哪儿都得绕过它，随着日子累积，你想保存这个秘密，与你想消灭这个秘密，两种念头会不断地在你内心竞赛，把你弄得精疲力竭。

我们第一次搭上那条王叔叔夸口会改变台北的路线时，父亲跟王叔叔早已老死不相往来。我走进车厢，想起王叔叔，我赶紧闭上眼，任由摇晃的车厢把我的思绪摆荡至远方。如今回想，倒有些可惜，我也许该睁大眼，不要错过爸、妈与哥哥的神情。在那短短的数秒钟，有谁跟我一样，冷不防回想起王叔叔曾经带给我们家这么多的欢乐？

我受不了自己的记性，与其说是记得的能力太好，不如说是遗忘的本事太差劲。

眼前的女人皱起了眉，呼吸变得急促，她要醒来了吗？我睁大眼，无微不至地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说不上为什么，即使她这样对我，一股奇异的感情仍无声地驱策着我，让我不由得细看她的脸庞。这很危险，若她睁眼与我四目相交，想到视线交绕带来的折磨，我打了个冷战。真想问她，对于自己的作为，后悔过吗？我闭上双眼，待在地下室太久了，外界时间的变换渐趋模糊，体内的时钟失灵，我拉直小腿，想让血液畅通，太阳穴周围泛起大片的疼痛，牵引出了另一层回忆。不管我要不要，在脑海自动地搬演。

我说谎。

我没有朋友是骗人的。我有过朋友。但我总是要求他们无条件地包容我，他们最终都离我远去，徒留我在原地，气急败坏，泪流满面。

小学五六年级，我跟一个女生好上了，她的名字好美，瑶贞。瑶贞是个诚实的孩子，在我赞美她的名字时，她害羞地摸摸自己的耳朵，向我坦诚她的名字是舅公取的，舅公在北部大学担任教授，瑶贞的母亲怀孕时，跟舅公许讨一个象征好命的名字。我很感谢瑶贞说出真相，这样才对，好的事物都来自远方，荒芜的小镇不应出产这么美的名字。